money talk

王二是個有錢人，很多很多錢。王家的高牆大院，既為鄰里所艷羨，

又被人厭惡。艷羨是因為鄰里們其實也想有高牆大院，厭惡是因為只有而且偏偏是王二住在高牆大院裡。   王二不是一直都很有錢的，當年他和所有人一樣窮。只是王二從來都不甘於貧窮，他需要的只是致富的時機。王二發的第一筆財是靠種地種出來的。他不僅幹活幹得比誰都賣力，而且很有商業頭腦。別人都種糧食，他種的卻是蔬菜，然後可以趕上幾十里地去城裡賣菜。一年下來，他掙得比誰家都多。沒幾年，王二就有了一點積蓄。因為進城多，他發現城裡什麼都好賣，而且越來越覺得靠天吃飯掙錢總是有限的。於是，王二就拿出自己全部的積蓄，又找親戚朋友借了錢，在村裡辦起了一個小作坊。王二買了十幾台縫紉機，找了村裡十幾個中年婦女，開始做點衣服、鞋子、毛衣什麼的，然後拿到城裡去賣，生意很是不錯。王二的小作坊不久就變成了大作坊，然後生意也越做越廣，錢也越掙越多。直到那時，王二在村裡都是 一個英雄式的人物。紅眼的人總是有，但多數人還是覺得王二的錢是他該得的。 初嘗掙錢滋味的王二這時才發現，原來他那種掙錢的方式是屬於又累又慢的，還有很多不累又快的掙錢渠道。 首先是土地。村裡的土地全是公有的，公有的特點是這些地值多少錢給誰用不是市場說了算，而是村裡的幹部說了算。王二很輕鬆地就從村裡拿到了大片幾乎是免費的土地，造別墅，建農家樂。這些別墅和農家樂，自然是按照市場價格出售或者運營。王二從中賺的當然也有辛苦錢，但算來算去，最大頭的錢還是來自於他的土地幾乎是不要錢的。 然後就是貸款。村裡農業銀行給的貸款利率才5－6個百分點一年，王二心裡一算，這麼低的利息，做點什麼買賣也不可能虧啊？就算是貸款買點鋼、買點銅或者買點房子囤著，一年的回報也夠還利息的，這錢也太好掙了。王二去找銀行貸款，銀行自然是非常歡迎，一路綠燈不說，最後利率還能下浮10％。這件事情的結果是，王二貸款貸得越多，他掙得也越多，而且一點都不費勁。 最後就是專營權。王二起家靠的是賣菜賣衣服，但那些市場競爭太激烈，利潤越來越薄。但有些生意，特別是那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生意，利潤空間卻一直很有保障。這樣的生意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當然，恰恰就是因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利潤才可能這麼有保障。王二花了大功夫，終於也分上了“國計民生”的一杯羹。 王二自從抓住了“土地”、“貸款”和“專營權”這三個關鍵詞之後，其財富的增長立刻變成爆炸式。但村裡人對他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不少人覺得：王二發的是不義之財，他掙的錢是以犧牲村裡人的利益為代價的。 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恐怕是中國正在面對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挑戰之一。說到收入分配，筆者上個月去了一次墨西哥(新聞 - 網站 - 圖片)。下了飛機我就被同行的人告知，墨西哥有兩個世界之最：這裡有世界上活著的最胖的人，還有世界上活著的最富的人。當然，他們不是同一個人。聽到這件事情，你就不得不好奇：世界上最富的人怎麼會出在墨西哥這麼一個無論按人均或者按總量都不算很大的經濟裡？又是什麼樣的人能夠比蓋茨和巴菲特這樣的人更富有？聽到謎底之後，恐怕沒有人會覺得驚訝：卡洛斯‧斯利姆旗下的通信公司碰巧幾乎完全壟斷了墨西哥的電信市場，他擁有的公司市值佔到整個墨西哥股市市值的接近2/3。之所以提起墨西哥，是因為這是一個收入分配一直很成問題的國家，而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如果用基尼系數來衡量，恐怕已經超過了墨西哥。 當然，中國不是墨西哥，在很多意義上都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不同就是，墨西哥的經濟在過去這十年裡的增長率大約只有3％，中國則是超過10％。換句話說，墨西哥是在增長乏力的情況下仍然有很大的分配差距，你甚至可以大膽猜測，也許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增長緩慢之間存在因果關係；而中國則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伴隨著高速的增長。在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上，中國面臨著一個非常微妙的權衡：中國有很多又累又慢致富的人，就像早年的王二，也有很多不累又快掙錢的人，就像後來的王二。前者貢獻了中國的增長，但這兩撥人同時都在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畢竟這兩撥人都在富起來，只是方式很不一樣就是了。 這就意味著，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如果僅僅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上，是很難找到合理的解決方案的。中國個人收入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現在是45％，這個稅率，對於那些早年的王二而言，恐怕是一個很高的稅率了。你辛苦的掙了1塊錢，4毛5就得當稅交了，這還是在公共服務不是很到位的情況下。這麼一個高稅率，即使可以縮小分配差距，恐怕也會遏制創新、努力和增長。但45％的邊際稅率，對於後來的王二而言，恐怕只能說是太低了，這裡的假設還是王二真的會交稅。因為王二後來掙的錢，已經完全和他的努力無關了，他多掙的錢就是別人少掙的錢，他財富的增加等同於他人財富的減少，這裡即使是100％的邊際稅率恐怕都嫌少。為什麼？這裡面還有一個效率損失的問題，價格的扭曲和壟斷經營，造成資源 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王二掙的錢要嚴格小於整個社會其他人的淨損失，因此就算王二把全部的錢都交出來也不足以彌補損失。 更重要的是，在現實中，想把早年的王二和後來的王二分開是很難的。在中國現存的市場環境下，在不少時候只有一個王二，你可以在很多中國富人身上同時找到早年的王二和後來的王二的影子。因此，任何再分配的方式，都會面對無法區別兩種王二的難題，這使得再分配不會是一種很好的解決收入分配差距的方式。 但收入分配又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不通過再分配，如何治理呢？很難也很簡單：先消滅第二種王二生活的土壤。這幾乎必然意味著，要撼動中國經濟中尚未真正市場化的部分，要明晰在中國仍然不夠明晰的產權，要讓政府從一個市場的參與者變成一個維護者。如果土地是誰的都不清楚，如果銀行利率完全不反映真正的資金成本，如果競爭被人為的消除，公平從何談起呢？這樣的情況下，收入分配差距不管是大還是小，都很難是合理的，因為這樣的分配總會有很大的人為成分。不要忘了，30年前我們國家面臨的最大分配問題是大鍋飯和平均主義，那個時候我們更不市場化，產權更不清晰，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更大。 這裡並不是說只要是市場決定的，政府應該完全不去管收入分配差距。即使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產生的收入分配狀況，也未必是社會選擇意義上最優的分配。但如果我們分配的基礎，因為人為的原因，就是不公平的，那最好還是先去修理這些基礎為好。因為，我們是不可能在一個不公平的基礎上，通過再分配得到一個公平社會的。